胡 荣 焦明娟｜善治之基：中国民众的获得感与政治支持

作者简介

胡　荣

胡荣，社会学博士，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焦明娟，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研究中国民众的获得感与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政府善治提供方法和依据。民众获得感可分为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维度。政治支持分为两种，一种是显性支持——政治参与，另一种是隐性支持包括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测量民众的这两种政治支持，可以分析获得感与政治支持不同层面的关系。个人发展感和民生获得感都能显著正向影响显性支持，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与隐性支持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满足人民发展的需求并引导和鼓励其实现个人价值，保证各领域中制度运行、权力运用，以及民众参与、竞争和享有机会的公平，还应在就业保障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增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获得感。

一

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发展重心，人民的政治支持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政治支持这一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政治系统论的创立者戴维·伊斯顿提出来的。政治支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行动来表现的显性支持，例如投票和参加政治活动；另一种是以态度或情绪来体现的隐性支持，是一种内在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取向。隐性支持又进一步分为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特定支持是指满足系统成员以自身利益提出的需求，是一种从政治当局的产出和绩效中获得的满足感。特定支持是对当局的回应，与政权或政治团体的支持有关，是对当局的政策、决策、言论和行动等的明确结果的支持，是对于政府行为及其结果符合自身利益程度的认可，公众支持的是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政府表现。分散性支持是指对一个对象是什么或代表什么的评价，它由一个“有利态度或良好意愿的储藏库”组成。分散支持来自成人社会化和直接经验，对政治当局或政权的分散支持通常表现为对他们的信任或信心。

伊斯顿划分政治支持的类型是为了说明两种不同的支持如何使政治系统获得生存的合法性，并进一步解释该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特定支持来源于民众对特定当局行为的反应，如果只用特定的可见的利益来获取回报，当局会处于承受压力和权力缺失的状态。代表精神上和象征性的分散支持可以为政治系统补充另一种合法性来源，分散支持不与直接利益相关，它可以从语言系统、生活环境和制度环境等获得，是一种与政治共同体的联系和对特定当局的认可。但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一些介于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之间的模糊性事例，引发了对政治支持测量的争议，学界对伊斯顿的理论产生了一些批评。Jie Lu等认为，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部分取决于所考察对象的性质（即政权对当局），也受到周围政治制度和实践的影响，这是伊斯顿没有考虑到的。Anderson等指出政治制度的态度通常包括情感和评价两个维度，实际上很难划分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

伊斯顿政治支持概念的优点在于，它可以适用于任何政治体系，尽管各国政体有所不同，但政治支持理论仍被广泛应用于各国政治行为的研究分析。学界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对特定支持的指标测量，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解决策略。第一类是不区别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例如将政治支持的指标划分为对政治团体的认同、民主原则的合法性以及政权运作的有效性。或是从程序公平的角度，利用对决策者的信任、对决策程序公正性的判断和是否接受决策的结果三个方面来衡量。第二类是以政治支持的对象来划分。将特定支持定义为“公民对政治当局的表现和政绩的评价”，用对政府政策的看法和满意度来测量。第三类是将测量指标简单化。比如仅使用政治信任，或投票行为等来测量政治支持。这三种测量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政治支持的部分内涵，却忽略了政治系统的整体性和运行机制，和伊斯顿区分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的目的存在一定差异，得到的结论也很难具备精确性。回到伊斯顿政治支持的理论本身，特定支持强调直接或间接的和当局的联系，因为民众的需求与满足和当局密切相关。特定支持产生于对当局两种形式的评估：一是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自己所感知到的需求，以此为基础评估当局行为是否满足需求；二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中，不是以其明确的行动而是以当局的总体表现做出评价。伊斯顿进一步说明，检验公众对感知到的政府产出或绩效是否满意是为了确定特定支持的存在，对特定支持的增加或减少取决于公众对政治当局行动的反应，利用投票行为或参加特定集会可以观察到这些反应。正如伊斯顿所言，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是个人或团体的需求不能全部得到满足，因此需要依靠政府权威的力量解决。基于此，在政治支持的研究中，为了丰富政治支持的内涵并消解特定支持的测量带来的分歧，应该重视显性支持即政治参与的作用，因为它既是民众和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是检验民众感知自身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路径。

政治支持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民众的政治支持呢？近年来，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媒体被看成是影响民众政治支持的重要因素。非官方媒介使用对分散支持具有正面效应，西方媒介使用对分散支持和特定支持均具有负面效应。在经济发展层面，国家经济绩效能够增加人民的政治支持，为了提高民主满意度，应该优先考虑创造就业机会。在主观心理层面，学者认为民众的政治支持是以个人福祉为条件的，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影响着对政治的支持态度。一项有关政治合法性的实证研究指出，我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非常高，并享有足够的支持。这种政治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内心，政治支持来自于政府关心人民的福祉，重视人民的利益，倾听人民的声音。从我国国情出发，国内学者也认为我国之所以有着较高的政治支持，正是因为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回应，满足了公众需求和愿望，创造了相互支持与合作。

民众的个人福祉对于政治支持起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探讨民众的获得感对于政治支持产生的影响。获得感是指人们的利益得到维护和实现后产生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获得感以发展为前提，重视民生和人民政治权力的实现。将民众的获得感看成一种“资源”，或是民众政治支持的前提条件，能从主观心理角度为党和政府治理提供依据。根据前文论述和学界研究，政府信任和对政治制度的信心与评价是分散支持最常用的衡量标准。将分散支持和特定支持操作化后，我们会发现学者们对获得感和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李东平等的研究证明了获得感对选举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越能正向感知自身的生活状况，产生更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政府政策越满意。公民利益获得情况与政府信任水平高低相关。对制度的积极评价会提升民众的确定感，满足他们对结构和秩序的需求。

相比于幸福感，获得感的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契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王恬等利用2013年CGSS的数据得出，我国居民获得感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平均得分为61.84分，并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怎样提高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对此学界展开了两种视角的研究和讨论。一种是以客观获得提升获得感，这既包含经济发展、政治行为和社会保障等，也包括收入、职业、居住空间等客观条件。从国家层面来看，国家宏观经济向好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能有效回应民众需求，增加获得感。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保障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与健康水平以提升获得感，也能增加居民的公平感来缓解收入差距给获得感带来的负面影响。从个体层面看，绝对收入是提升人们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另一种是主观获得提升获得感，这涉及幸福感、获得感和公平感等的辩证关系。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负面的或低水平获得感反而会降低幸福感，正面积极的获得感持续累加并超过拐点值之后，才会起到促进幸福感的正向作用。学界对获得感的研究呈现出实际“获得”和精神“获得”的分离，并强调一种外部性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

总之，现有研究对获得感做了大量研究，虽然也有研究涉及获得感与政治支持的相关因素的探讨，但还没有系统分析获得感与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基于现有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中国民众的获得感与政治支持的关系，分析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在多大程度上对政治支持的不同维度产生影响。

二

数据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此次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共完成10283份有效问卷。CSS2019包含政府评价、社会生活和社会态度等方面的数据资料，能够为政治支持和获得感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测量指标。

（二）变量及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政治支持，包括显性支持和隐性支持。显性支持是指政治参与，在本研究中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投票行为来测量。投票行为的测量题目为：“最近5年，您是否参加过‘选举区县人大代表的投票’”。将“参加过”赋值为1，“没有参加过”赋值为0。隐性支持包括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特定支持是指居民对政府政策的评价和满意度。测量题目为：“您认为政府下列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具体包含“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廉洁奉公，惩治腐败”“依法办事，执法公平”“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有服务意识，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保障教育公平”“保障食品药品安全”“总的来说，“地方政府的工作”11个项目。选项为“很不好”“不太好”“比较好”“很好”和“不清楚”，将“不清楚”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1至4分。这11个项目KMO值为0.957，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因此将这11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得到特定支持变量。分散支持的内容包括政治制度评价和政府信任。政治制度评价的测量题目为：“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包含“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财富和幸福”“没有共产党，中国就会陷入混乱”。选项为“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意”“很同意”“不好说”。将“不好说”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1至4分。政府信任的测量题目为“您信任下列机构吗？”包括“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三个层次，选项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不好说”，将“不好说”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1至4分。这7个项目KMO值为0.660，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6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得到分散支持变量（见表1）。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获得感。学界对获得感的测量具有多样性，单向维度的包括民生获得感，生活满足感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多维度地涵盖了社会发展、民生改善、自我实现的感知、民生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和政治获得感等。其中，吕小康等根据获得感的内涵，提出了横纵向比较的个人发展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公正感、政府工作满意度的测量量表。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借鉴学界对获得感的多维测量方法，以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作为获得感的测量指标，包含了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感知维度。

个人发展感包括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个人满意度的测量题目包括受访者对家庭经济情况的满意程度、对教育程度的满意程度以及对生活的满意度，赋值1至10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对主观经济地位测量题目为：“您认为目前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选项为“下”“中下”“中”“中上”和“上”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至5分。以上4个项目的KMO值为0.742，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4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获得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的测量题目为：“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具体包含“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力、待遇”等8个项目，选项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比较公平”“非常公平”和“不好说”。由于“不好说”选项表达的含义比较模糊，无法将其归类为“一般”或者其他选项，本文将“不好说”处理为缺失变量，其余赋值为1至4分。以上8个项目的KMO值为0.878，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8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获得社会公正感变量。民生获得感考察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所得到的评价，测量题目为：“请用1至10分，来表达您对政府向老百姓提供的下列社会保障状况的评价。”包含“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基本住房保障”“总体来说的社会保障情况”等6个项目。这6个项目KMO值为0.895，通过 Bartlett 球形检验，将这6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项目相加得到民生获得感变量（见表2）。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背景特征的变量，分别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户口和民族。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获得感的三个维度中，个人发展感的取值范围为4~35，均值为20.721；社会公正感的取值范围为8~32，均值为22.72；民生获得感的取值范围为6~60，均值为38.44。总体而言，我国民众的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都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民生获得感的得分最高，其次是个人发展感，最后是社会公正感。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主要体现在参加人大代表投票率低，仅15.9%的人参与了投票。民众对政策评价和满意度较高，政府能够回应人民的期待，人们对政府工作较为认可。分散支持的取值范围为7~28，均值为23.684，分散支持包含政府信任和对制度的支持，说明我国政府拥有良好的信任水平，民众对政治制度评价较高，民族荣誉感和认同感强。

三

研究发现

以显性支持、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作为因变量，本研究构建3个回归模型论证民众获得感对政治支持的影响（见表4）。

模型1是以显性支持即投票行为因变量，加入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并纳入控制变量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收入对数、户口和民族都能显著影响显性支持。年龄对显性支持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民众投票的积极性会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到一定高点后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投票行为是正向关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者政治参与程度较高。城市居民的投票参与行为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我国公民选举权曾因法律制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近年来农村选举的基础仍未得到质的改善。这种现象受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需要完善制度性参与渠道，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时应考虑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平衡问题。汉族民众的投票积极性显著高于少数民族，这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机制、文化素质和民族心理等相关。在自变量中，个人发展感与显性支持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投票选举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能够有效表达民众的主要利益。人大代表投票是将人民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能让民众感受到政府重视和程序公平，能够培养民主意识，增加制度认同。对个人发展感知越积极，越能积极地参与投票，越能从行动上支持国家和政府。社会公正感和显性支持没有关系，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投票行为一般被认为和程序公平显著相关，但本文并未对社会公正感进行类型划分；二是社会公正感和投票行为之间可能并非直接相关关系，而是存在某些结构性路径。民生获得感能够正向显著影响显性支持，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的评价越高，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越高。

模型2是以特定支持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加入的自变量包括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并纳入控制变量。模型2的调整R²为36.3%，这说明模型有着良好的拟合效果。在诸多控制变量中，年龄和特定支持呈倒“U”型关系，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评价和满意度会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到一定的高点后又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和特定支持之间呈现负向相关关系，学界用特定结构位置和制度环境来解释这一现象，受教育程度越高，有着越高的自由、公平和批判意识，对政府的工作有着越高的期待。和显性支持的结果相似，汉族民众的特定支持显著高于少数民族（高出0.5分）。获得感的三个维度对特定支持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个人的发展感知越正面，对政府政策的评价和满意度越高。民众的社会公正感每增加一个单位，特定支持便增加0.655分。公共政策评价和满意度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民众是政策的直接受众，有着最大的发言权。公共政策包含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和最基本的权利，是和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政府在各项政策上投入越多，越贴近民众需要，人们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会越高。民众的社会公正感越强，对政府政策的评价和满意度越高。社会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由于人们先天性身份和阶层不同，对公正的感知可能不同，但通过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能够弥补起点不平等，赋予公众平等权益。民众对高考制度、政治权力、公共医疗、收入分配等的公平感知正是对政府工作成果的一种检验，社会公正感越强，就能越支持政府的工作。民生获得感能够正向显著影响特定支持，民生获得感越强，民众的特定支持越高。民生获得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产出能够增加人们对政府政策的正向感知，增加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模型3是以分散支持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纳入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这3个主要预测变量。模型3的调整R²为28.8%，有着良好的拟合效果和较高的解释力。在控制变量的结果中，仅年龄和分散支持有着正向关系。年龄越大，生活经历越多，越能深切地体会到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和对个人的影响，并更加信任政府。获得感的三个维度也能显著地影响分散支持。民众对个人发展感知越积极，分散支持越高。分散支持包含对政治制度的支持和对政府的信任。制度是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基础，是政策运行的规则，是政府良好绩效的保证。人们对制度的支持表现在较高的民族自豪感、对政府的工作和成就的肯定、对国家身份的认同等，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够使民众产生安全感和归属感，对制度支持的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个人生活在国家的庇佑下，能够享受国家赋予的一切权利和提供的所有资源。公众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政府信任是这种关系存续的重要因素。政府信任使民众相信政府能够通过履行职责而满足自己的权利，并对国家制度、政策和治理能力产生较强的信心。个人发展包括个人生活的基本需要、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感知和人的主观经济地位，在后致性因素中，个人发展空间和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个人获得的发展越好，对政治制度越认同，对政府越信任。民众的社会公正感越高，分散支持越高。社会公正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分散支持就增加0.264分。政策制定与执行越能带来社会的公平，人们就会认为政府越能满足自己的期待，认可政治制度的可行性和自身影响政治的能力，从而越来越相信政府。民生获得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分散支持，提高民生获得感可在政策层面增强政治支持，具体表现为增强政府公信力，回应民众诉求。总之，获得感与政治支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民生获得感对隐性支持即特定支持和分散支持的解释力较高，对显性支持的解释力相对较低。

四

结论与讨论

基于CSS2019年的数据，本文分析了民众的获得感和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文章从个人发展感、社会公正感和民生获得感三个维度测量获得感，并根据伊斯顿的政治支持理论区分了民众的显性支持和隐性支持。研究结果表明，获得感能够提升民众的政治支持。个人发展感和民生获得感都能增加显性支持。个人对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能够影响人们的投票行为，这不仅体现了个人心理对行动的作用力，也说明个人心理能够影响政治行为选择，增加制度性支持。民生获得感是政府对民众的生存、发展、环境和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对人们幸福生活的满足。个人发展感和民生获得感都和政府行为密不可分，以人民美好生活为导向，增加政府和民众的互动，满足民众的需求是必要的。获得感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分散支持。衡量政治制度是否优越，要看人民是否拥护，广大群众的意愿能否得到反映，民众的权利是否实现。本文的结果表明，获得感越高，对国家制度越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其中“力量”就来自于民众的支持。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更应推动制度创新和成熟，以民众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和安全感推动获得感。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来源，与政府绩效高度相关。获得感越强，对政府越信任，社会就越和谐稳定，这是提升政治支持的依据。

具体而言，为了获得更好的政治支持，我国应该从个人发展、社会公平和民生保障三个维度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获得感。首先，提升个人的发展感是获得政治支持的基础。个人对自我发展效能的感知和其收入、职业、学历、生活质量等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应该重视人们发展的需要，倾听民意民声，提高人民群众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使个人的发展价值得以实现。其次，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是获得政治支持的保证。社会公正感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结构中的矛盾和弱点，例如城乡差异大、就业歧视、教育不平等、医疗资源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公平不仅涉及各领域的公平，也是覆盖全民的公平。提高社会公正感应统筹全局，在相关政策的设计中保证制度运行和权力运用的公平，使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与、竞争和享有的机会，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群众基础。最后，满足民生需求是获得政治支持的核心。社会保障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有效手段。人们对社会保障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基础福利制度的实际效用。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尤其是在就业保障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方面，使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产生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党的二十大从制度体系、民主权利、民生保障等多方面提出了新时期治国理政的要求，目的就是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善治。善治与政治支持和获得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体现在政府治理的方方面面。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民众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达到善治需要权威和秩序的合法性、政府和管理者的责任性、政府和管理机构的有效回应和管理的有效性等。善治是分散支持的内容，中国的善治模式要求在协调和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执政党治理的制度化、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和绩效的提升；善治还是分散支持的结果，善治的成效是增加政府的公信力。显性支持是实现善治的渠道，善治是一种参与式的治理过程，政治参与是实现善治的必由之路。善治要求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获得感是善治的最终目的；善治注重民众权利的保障，获得感又是善治的检验标准。

人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公众的政治支持是党执政和国家合法性的基础。长期缺乏政治支持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导致民主政治制度的消失。我党和国家长期支持和拥护的来源，是不断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满足人民的获得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增加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维度的获得感能够提升民众的显性支持和隐性支持。从国家治理的根本出发，分析民众的获得感对政治支持的影响，既体现了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重要性，也为国家善治提供了依据。

　　　〔责任编辑：马　丹〕

为适应微信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6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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